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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短评:为何越处于两岸关系低谷,越要疾呼民间交流?******

  中新社北京12月30日电 题:为何越处于两岸关系低谷,越要疾呼民间交流?

  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2022年是“九二共识”达成30周年,也是两岸开启交流往来的第35年。这一年,台湾社会民心求变求新。“思”字在有关两岸关系的年度汉字评选中高票当选,其背后是同胞的异地相思,真挚寄望交流恢复、人员往来。

8月27日,2022年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四川举行。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台湾位于祖国东南,故称“登陆”发展为西进。两岸打破政治阻隔的民间往来始于1987年,台湾的大陆籍老兵返乡探亲的呼声得以实现。自此,海峡不再成为阻碍,两岸民众进入共振时间,交流合作逾趋热络,西进蔚然成风。及至后来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不断深化。

  一个“思”字,反映的是两岸民众对于局势的现实心境。

  回首2022,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佩洛西窜访以及台美频密勾连的背景下,台海局势暗潮汹涌,两岸关系多次面临风高浪急的挑战。针对外部干涉之举,大陆方面坚决反制,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及军事方面强力震慑分裂及干涉势力。中共二十大所展现的反分裂、反干涉决心彰显人民意志。

  即便受到民进党当局阻挠和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两岸民众希望交流合作、和平发展的呼声从未减弱。无论从当前、还是长远看,大陆依旧是台湾发展最坚实的倚靠,大陆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为两岸经贸往来提供了新机遇。台湾工商团体跨海赴交流、台湾民众至盼“小三通”彻底重启,基层期待互动的真实声音正在放大,被更多人听见。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大陆方面坚定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是为和平统一打造更广阔的民众基础,为两岸关系铺垫长久基石。两岸关系的前路仍有风浪、风险。即便如此,两岸交流、特别是民众之间的往来都不应中断。这是两岸主流民意的真实反映。

福建省漳州古城里的“台湾路”老街彰显漳台两地的历史渊源。龚雯 摄

  一则例证是,尽管近年两岸青年交流颇为不易,但台湾学生西进热情不减。通过交换生项目到大陆的台生活跃于两岸社交媒体上,客观展现大陆生活。他们对中新社记者说,将在大陆的经历视作难能可贵的人生“加分项”,“无论是回到台湾还是留在大陆,都是很好的参照和铺垫”。

  待疫情阴霾逐渐散去,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干扰、克服障碍,尽快恢复两岸民间各领域、全方位、深层次的交流往来。让两岸同胞在交流融合中看清事实、认清真相,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投身于两岸融合发展的大潮。

12月2日,第十届海峡青年节“黄巷·两岸青年文化交流周”活动在福州市三坊七巷黄巷启幕,台湾台中市同期举行。吕明 摄

  所谓“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越是在有人离间同胞感情、煽动同胞敌对之时,越能看出两岸同胞骨肉天亲的可贵;越是处于两岸关系的低谷、险境,越需珍视交流,越要呼吁往来。

  兄弟既翕,和乐且湛。血脉的连结是两岸关系相向而行最持续的动力。年度汉字评选寄托两岸民众的新年愿望,折射的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完)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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